随着文明的发展，史诗档案不再只靠口头传播，而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，成为典籍。在汉人的世界里，文字出现的时间较早，对于中国诗的创作与传播显然有很大益处。国家的统治者又从很早就开始重视诗乐，当做教化、统治的手段。周代有官员，专门负责采集民间诗歌。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《诗经》是他编的。编书也要有素材，《郑风》《豳风》《齐风》《周南》，四面八方的诗，跨越数百年，在那个年代，靠孔子一人之力，必定做不到，官方力量的成果一定掺杂其中。《诗经》中不少诗，就是官方搜集而来的。《荷马史诗》的留存，也是靠了雅典城邦的官方力量，在皮西特拉图执政期间，雅典人才用文字把《荷马史诗》的内容记录下来。
但有些情况下，文字未必有利于史诗的形成。
中国早期的文字刻划在龟壳上，镌铸于青铜之上，再之后，是书之于细瘦的竹简。无论哪种，书写都不是易事。口语中的史诗宏大绵长，靠当时的书写手段，要记录下来何其难哉，只好记点短章。《诗经》里最长的一篇《鲁颂·閟宫》，也是祭祀时所用。既要颂神祈福，又要大肆赞美鲁僖公的丰功伟绩，话就不免说得啰嗦些。诗中称“孔曼且硕”，意指这首诗篇幅长而内容丰富，但记录下来的也不过五百字。放到《诗经》里，却已属宏篇大论了。
有人看到这里，肯定要出言反驳了：《史记》煌煌数十万言，不也是记之于竹简，谁说因为书写不易，就只能有短章呢？这里，我就不得不提文字的某些特点了。
史诗非出自一人之口，而是无数人，经历漫长时间，不断创作、累计的成果。收集民间歌谣时，可以发现很多内容相似的作品，很可能来自相同的的源头，却经过了不同的再创作。史诗就是靠着不断创作，不断改变、增加而变得内容庞大。比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很多内容来自之前民间平话艺人的讲述。罗贯中以文人之笔，将一些精彩故事串接起来，再加以创作，形成了一部长篇小说。
然而，文字一旦将内容固化，形成影响力，之后的再创作就颇为不易了。今天我们听评书艺人讲《三国演义》，内容肯定比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多，因为评书艺人对其进行了再创作。每一个评书艺人讲“三国”，都有自己增加的内容，然而，有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在，他们的作品就很难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。
文字发端早，随文字产生的还有文人，他们让诗歌成为个人创作，不再是集体的不断创造。诗一旦书之于文字，内容即被固化，再开枝散叶，形成一部史诗的可能性变得很小。
而官选，官藏，虽然让许多诗歌得以流传，但因为未能被收录而终于湮没无闻的诗歌肯定更多。随着官府的教化渗入民间，官方的典籍也成了民间依傍学习的范本，口头的东西被边缘化。民间吟唱的故事，或者消泯于草莽之间，或者以短章的形式出现在某些文人的创作中，失去了成为史诗的机会。反倒是那些文字出现较晚的地方，长期依靠口头传播，倒让一些民间的歌吟经过不断地再创作，有机会成为宏大的史诗。
这当然只是我一家之言，若要探究汉人没能产生史诗的理由，当然还可以从汉民族的心理、历史的发展、诗歌的传统等多方面去解释。但木已成舟，汉人缺少史诗的事实是无可改变了。当今世界早已失去产生史诗的环境，我们也只能徒唤奈何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